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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認真總結首輪修志經驗是做好續修工作的切入點
    • 時間:2012-06-27 來源: 由作者蘇長春提供 作者:
    •   目前從全國總體看,首輪修志工作接近尾聲,下一輪續修工作也已啟動。我認為在這終始之間,應有兩三年的休整期是十分必要的。理由有三:①從理論上講,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指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于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于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我們的修志工作也必須在這一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指導下才能取得成功。②從實踐上講,在軍事史上,兩次戰役之間都要有一個休整期,以便疲勞之師得到休整,總結經驗,為下次戰役做好多項準備。修志工作也當如此。③從經驗上講,我國民間有句經驗談,叫“磨刀不誤砍柴工”。兩輪修志之間總要磨磨刀,以利再次砍柴。
        那么修志工作的休整期的主要任務(不是所有任務)是什么?我認為主要有三項:一是認真總結首輪修志工作經驗與教訓(包括領導與體制、成績與不足、實踐與理論、修志與用志、機構與隊伍等等);二是深入地進行理論研討,對某些重要理論問題進行專題研究;三是重新學習,培訓隊伍。本文擬就如下問題作些探討。
        一、首輪修志工作成就斐然,不可置疑
        正確地評估首輪修志工作的成績是做好續修工作的前提條件,否則就失去了續修工作的基礎和前進的起跑線。首輪修志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我認為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
        (一)修志工作獲得國家立項,取得了“紅色戶口本”,在社會主義各項事業中獲有一席之地。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出現過兩次修志之舉。一次是肇始于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初期因政治、經濟等原因而中輟。一次是始于80年代初,也就是首輪修志。這兩次修志有三個共同特點:①都是由民間或社科組織發起,由黨和國家領導人倡導和號召。②都是經歷了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的發展過程。③都是走過了由“民辦”到“官辦”的曲折道路。以80年代首輪修志為例略加分析。首輪修志大體經歷了由民辦——半民半官——官辦的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民辦”,大體上是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先由黑龍江呼瑪縣、山西臨汾市和壽陽等縣及遼寧臺安縣等全國數十個市縣,由下自發地開展了編修新縣志工作,至80年代初已有呼瑪、臺安、蕭山等5部縣志問世。這一階段全國修志工作主要由中國地方史志協會協調和指導。第二階段是“半民半官”運作,大體上從80年代初到1984年7月。1980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批轉國家檔案局的全國檔案工作會議報告中“號召編史修志,為歷史研究服務”。同年4月,胡喬木在中國史學會代表大會上講話中提出:“地方志的編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我們要大聲疾呼,予以提倡。”自此,編修新方志在全國各地方雖方興未艾地開展起來,但仍步履艱難。第三階段是由半官半民發展到“官辦”。為了打破修志工作出現的“欲干不能、欲罷不忍”的沉悶局面,1984年7月30日董一博上書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8月20日胡耀邦對董一博的信作出批示,要求中央加強對地方志工作的領導,并明確指示:“確要有一個敢抓敢闖的人牽頭。”這是編修新方志以來中央領導同志首次對全國修志的表態。在這個大背景下,經過多方面的努力,1985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出了33號文件,轉發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關于加強全國地方志編纂工作領導的報告》,在轉發的通知中,要求各地要“進一步加強領導,充實人員,加強隊伍建設,切實解決地方志編纂工作中的問題。”并要求地方各級政府“適當解決”有關編制、經費、出版等問題。這是首輪修志工作爭取到的第一個“紅頭文件”。這一階段全國修志工作是由中指組主導、中國地方志協會協助運作的。直到1986年12月,經國務院批準召開了全國地方志第一次工作會議后,全國修志工作才出現了自上而下的有領導、有步驟、有規劃的大一統局面,才由“半民半官”的狀態發展到“官辦”的軌道上來。但是,這份“紅頭文件”并未明確修志工作是一項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修志工作的連續性和制度化,也沒有明確規定地區和城市市區是否同步修志。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理解為修志工作只是取得了“藍色戶口本”——“臨時戶口”。第四階段是國家立項,修志工作制度化。1995年8月,經國務院同意,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領導成員作了重大調整,李鐵映同志任組長,在調整后的二屆一次會議上,決定召開全國地方志第二次工作會議。1996年5月召開了第二次工作會議,李鐵映同志作了重要講話,明確指出:“修志事業是伴隨著中華民族生生息息永不盡竭的光榮事業。志書是中華民族世代奮斗、興衰榮辱的史詩畫卷。伴民族、隨歷史,代代相濟,永不斷章。一屆志書完成之日,就是新一屆志書開修之時。為了澆灌好方志事業這棵常青樹,發展這項文化、學求事業,必須保持修志機構、修志隊伍的穩定,這就一定要使之制度化、規范化,也就是科學化。要在總結修志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形成制度,制定法規。”而且指出修志工作是“各級政府的職責”,是各級政府領導的“官職”、“官責”,必須堅持“一納入”、“五到位”,必須堅持“黨委領導,政府主持,專家修志,三審定稿制度”。這次講話,可以說是方志界的一聲春雷,一場及時雨,一個指南針,揭開了修志工作新的一頁。它為爭得國務院辦公廳第二個“紅頭文件”奠定了理論基礎。同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地方志編纂工作的通知》,這是首輪修志工作爭取到的第二個“紅頭文件”,也是編修新方志史上具有歷史意義的綱領性文獻。這個《通知》除了明確規定了編修新方志的指導思想、加強領導外,具有如下特點:①首次以國務院辦公廳名義為修志工作定了位。《通知》指出:“編纂地方志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承上啟下,繼往開來,服務當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業。”②首次正式將地區志和城市區志納入編修新志書的系列,使省、市、縣三級志書構成完整體系。③首次明確“每20年左右續修一次”,使修志工作制度化,永不斷章。④首次提出“必須建立一支德才兼備的修志工作隊伍”,“努力從高等院校和科研部門輸入更多有較高專業水平的青年人才”。⑤首次要求“制定和完善有關規章制度”。這五個“首次”標志著編修新志書工作已在國家立項,成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確定了它制度化、規范化、有序化、傳承化的地位。這個《通知》就是國家發給修志工作的“紅色戶口本”,即永久性“戶口”。這不能不說是首輪修志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
        (二)修志取得較廣泛的社會共識。由于有了國家的“紅頭文件”,加之20多年來方志界十萬大軍的艱苦奮斗、努力拼搏,可以說目前全國從中央到地方、從領導到群眾、從業內到業外都認同了修志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方志界不會忘記,1987年2月18日,天津市公安局一名干部上書給時任總理的趙紫陽,指責編史修志是“亂出點子”、“刮一陣風”、“興師動眾”、“勞民傷財”等等。2月28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編史修志不要刮風》的評論員文章,也稱編史修志是“興師動眾,勞民傷財,影響工作,實在應該剎一剎。”一石激起千層浪,此言一出,即遭到全國廣大方志工作者強烈反響,包括一些地方領導也給以抵制。吉林省原副省長王季平投書《人民日報》,不贊成這種看法。時任江蘇省省長的顧秀蓮在該省的地方志工作會議上也明確表態:“我們自己要堅信自己的工作,不要這個風那個雨的。只要做得對,就要堅定不移地干下去;如果覺得不合適就修改。”在這種情勢下,經過調查研究,6月11日《人民日報》重新全文發表了曾三同志在全國地方志第一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以正視聽,以挽回影響。”這次風波,險些把修志工作剛剛取得的“藍色戶口本”毀掉。這說明直至80年代中期,社會上某些群體對于修志工作尚持有異議。但結果也正應了那句“壞事也可以變成好事的”的名言,通過這次全體方志大軍的抗爭,此后再也無人敢于對修志工作說三道四了。
        (三)形成了“黨委領導、政府主持、各級地方志編委會及辦公室組織實施、專家學者參與修志”的運作機制。這種運作機制是方志工作者在修志實踐中不斷總結和完善起來的,得到了社會公認。應當說明的是,就目前而言,“專家”包括方志界業內專家和大專院校、各行業從事方志工作的教授、學者、行家等。這可以說是首輪修志取得的人才成果。
        (四)取得了豐碩的編纂成果。20余年來,廣大方志工作者身處無權、無錢、無利的“三無世界”,面對“清貧、清苦、清淡”的“三清環境”,嘔心瀝血,辛苦筆耕,取得了極廣泛而豐碩的成果。這些成果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主體成果,即國家規定的省、市(地區)、縣(城市市區)三級志書。截至2003年底,首輪三級志書已完成規劃的82%,其中省級志書完成74%,市、縣級志書各完成91%。另一類是取得了多元化成果。這類成果門類廣泛,內容五彩繽紛,形成志壇中的百花園地。主要成果有:①拓寬了修志領域,編修出版了一大批行業志和基層志(包括院校、院所、鄉鎮村、企事業志等);②編輯出版了一批專志(水志、山志、陵寢志、橋志、館志等等);③編輯出版了特產志(茶、瓷、煙、果、藥志等等)和地方風物志;④編輯出版了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名人志、書畫志等等;⑤編輯出版了地方年鑒和地方史,把志、鑒、史一統起來;⑥結合地方政事,編輯或出版了一些政事志,如《“九·一八”事變圖志》、《甲午戰爭圖志》、《“九·一八”事變實錄》等等;⑦各地開展了整理、出版、研究、利用舊志的工作。
        二、首輪修志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
        前文已說明,新中國成立后開展過兩次修志工作,前一次中輟。所以本題所言時代特點,只能與舊時修志相比較。筆者認為主要有如下特點。
        (一)建立了修志常設機構和專職修志隊伍。據史載,我國自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才設有專門修志機構志局。黃鼎在《[乾道]四明圖經序》中說:“爰自大觀元年,朝廷創置九域圖志局,命所在州郡,編纂圖經。”《宋元四明六志余考》也稱:“大觀元年朝廷創置九域圖志局,命州郡編纂圖經,于是懋誠撰此書。”(指李懋誠纂修的《[大觀]明州圖經》——筆者注)元明兩朝,也曾設局修志。清代朝廷雖有一統志館,但州縣并無“志科”。因此章學誠力主設“志科”。他在《州縣請立志科議》中說:“州縣紀載,并無專人典守,大義缺如”,到了修志之時,“率憑一時采訪,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挾私誣罔,賄賂行文。”“故州縣之志,不可取辦于一時,平日當于諸典吏中,特立志科。俾僉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為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牘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裁者,筆削以成書,所謂待其人而后行也。如是又積而又修之,于事不勞,而功效已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又說:“州縣既立志科,不患文獻之散逸矣。”他的主張早在《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中就提出過,他說:“今之志乘所載,百不及一,此無他,搜羅采輯,一時之耳目難周;掌故備藏,平日之專司無主也。嘗擬當事者,欲使志無遺漏,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僉掾吏之稍通文墨者為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實、六曹案牘,一切皆令關會,日錄真跡,匯冊存庫,異日開局纂修,取裁甚富。雖不當比擬列國史官,亦庶得州閭史胥之遺意。今既無及,當建言為將來法也。”但是,他的這些建言,清廷并無回應;他的理想也未能實現。到了民國時期,雖然民國政府要求各省設館修志,但是與歷史上傳統一樣,修志時則設,完成時則撤;修志人員也是修時延聘,修完則散。真正能讓歷史賢達“遺意”得以實現、讓章學誠的理想變成現實的,當是新中國的首輪修志。國家明確要求建立起常設的、具有行政能職的省、市、縣三級修志專門機構,而且各級修志機構配備了數量相當、具有一定專業知識的專職修志隊伍。這應當說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時代的特點。
        (二)編纂與理論研究并重。從總體傾向來說,舊時修志重志書編纂輕理論研究。民國以前,應當說方志理論論述者不乏其人,《中國方志大辭典》中收錄的方志人物即達440余人;王曉巖編注的《歷代名人論方志》一書中收錄的歷代(民國以前)名人論述方志理論者近90人。這些人中包括了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史家和方家,他們或長或短、或深或淺、或全面或單擊一點,都對方志理論作出了自己的貢獻。論述的內容也極其廣泛,可以說包攬無遺。論述之精辟,也令今人為之感嘆!如早在晉代常璩所撰《華陽國志?序志》中便認為,單記方國史事、州郡地理、一方人物,都不足以反映一個地區的全貌,從而提出方志應匯史事、地理、人物于一編的主張。這種觀點為后世修志者據為典則。他在“序志”中還提出了志書具有“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勛,而后旌賢能”的五大功能,可謂我國方志史上最早全面論述志書功能之人。但是,在兩千多年的方志史的長河中,除極少數人(如章學誠、梁啟超等人)有論述方志理論專文之外,并未產生過方志理論專著。這些前人論述的觀點,大都散見于各類志書的序跋或來往書信之中;所論之事,也往往是因事而發,就事論事,既不完整,也不系統。直至民國期間,才出現了一些方志學專著。《中國方志大辭典》和《中國地方志辭典》所收錄者也只十余部。這不能不說是舊時修志的一種缺憾。而新中國的首輪修志,理論研究幾乎與新方志編纂同時起步,20余年來,方志理論研究與方志編纂同樣取得了豐碩成果。主要表現在:其一,理論成果豐碩。論理成果包括:①通論專著類,如《方志學概論》(包括論稿、綜論、通論、簡論、教程等等),有27部;②編纂專著類,如《新編方志十二講》(包括入門、探微、手冊、指南等等),有86部;③個人論文專著類,如《傅振倫方志文存》(包括叢談、文論、論集、文選、論叢等等),有120余部;④群體論文集類,如《中國地方史志論叢》等,有145部;⑤志書評論集類,如《青州市志評論集》等,有55部;⑥提要考略史論專著類,如《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考錄》等,有59部;⑦工具書與方志人物類,如《中國方志大辭典》(包括綜覽、方志學者辭典和志壇群星集等等),有15部。這些理論成果研究的領域極其廣泛,從宏觀到微觀、從內容到形式、從通論到專論、從機構到隊伍、從新志到舊志、從繼承到創新、從學科理論建立到方志應用、從編纂到管理,遠遠超出舊時方志理論研究的范疇,極大地豐富了我國方志理論寶庫。其二,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方志學術團體,有中國地方志協會,下有省市兩級地方志學會(協會),個別縣也有學術組織,形成了一支編研結合、內外結合、專兼結合的理論隊伍。其三,開展了豐富多彩的學術活動,主要有全國地協召開的年會、中指組召開的專題理論研討會、區域學術討論會、省內學術年會及專題研究會、專門志書(城市區志和地區志)理論研討會等五種類型學術會議,有力地推動了學術研究深入發展。其四,自上而下地創辦了一批各具特點的學術刊物,上有《中國地方志》,省有省級刊物,少數市(地)也創辦了學術刊物,帶動了理論研究。
        (三)全新的修志思想和編寫方法。首輪所修是社會主義新方志,其指導思想和目的與舊時代截然不同,編纂方法也涇渭分明。首輪修志全新的指導思想集中到一點,就是胡喬木同志于1980年4月在全國史學會代表會上講話中指明的:“要用新的觀點、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和新體例,繼續編寫好地方志。”其目的概括為一句話就是要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舊時的編修方志是靠延聘少數知識分子閉門修志,而首輪修志是依靠專業人員、借助社會力量,集思廣益,眾手成志。
        (四)開展了豐富多彩的用志活動,提高修志工作和新志書的知名度,充分發揮了新志書的功能,取得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李鐵映主持中指組工作后,多次強調“修志為用”的思想,指示全國方志界要積極開展用志活動,發揮志書效益,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他在全國地方志第二次工作會議上講話時指出:“用志是新時代方志事業的新特點、新發展。用志是服務當代,以志為鑒的重要任務。”“要指導社會用志,為兩個文明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服務。”并且提出了用志的方法要改革,大膽探索。在這個思想指導下,上自指導組,下至省市縣修志部門,積極開展了豐富多彩、生動有效的用志活動,并建立起一批用志活動基地——省級方志館。據黑龍江省地方志辦公室考查組在《全國21省市區地方志工作考察報告》中提供的信息,目前全國在用志方面有如下特點:①“用志范圍全程化。即由過去的用在修志后向用在修志中、用在修志前轉變,更加注意運用修志的原始資料和中間成果……一些省市還在摸索用好修志理念、用好修志機構、用好修志隊伍、用好修志人才的用志途徑。”②“用志方式多樣化。一些省市通過教材讀物、影視作品、媒體專欄、學術活動、資政文章等多種形式開展用志活動。”③“用志措施超前化。”即多跳“當頭炮”,少走“馬后炮”,“用志要用在節骨眼上”。如桓仁縣《五女山志》就是在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中完成的。
        (五)首輪修志采用了現代化技術和手段,保證了印制質量,加快了進度。這也體現了時代特點。
        三、首輪修志工作的基本經驗和主要教訓
        長達20多年的首輪修志工作,是在“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當中走過來的。其經驗頗豐,教訓也不少,本文只能就其基本經驗和主要教訓加以論述。
        (一)基本經驗。擬概括地總結出首輪修志之經驗,絕非易事。但筆者認為,基本經驗就是兩條。其一,各級黨政領導重視。領導重視與否,是決定一方修志工作成敗的關鍵;領導重視的程度,是一方修志順利與否的保證。首輪修志起步初期,方志界普遍流行這樣一句話:“搞好搞不好,關鍵在領導;重視不重視,關鍵在認識。”這看來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話,卻是方志工作者從多年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真言,而且一直被20余年的實踐驗證著。凡是領導對修志工作認識高,就對修志工作重視,就能對修志工作到位,視其為“官職”、“官責”,對修志工作就舍得投入人力、財力、物力,那里的工作進度快,成果大,生氣勃勃。反之,領導對修志工作認識不夠高或很差,就對修志工作不那么重視或很不重視,視修志工作為分外事,就舍不得進行“三投入”,那里的工作便拖拖拉拉,成效不大,死氣沉沉。總之,領導對修志工作的認識和重視的程度,與修志工作的成效成正比。正如陳奎元同志指出的:“首輪修志工作的實踐表明,要做好地方志工作,關鍵在于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重視和支持,提供必要的條件。”其二,方志工作者艱苦奮斗、努力拼搏,是首輪修志取得豐碩成果的基礎條件。胡耀邦指出修志工作“確要有一個敢抓敢闖的人牽頭。”作為全國領導機構要有一個這樣的人,而對全國來說就不是一個這樣的人,在實踐中涌現出成千上萬這樣的人。為了打開沉悶的修志局面,為了推動各地修志工作的發展,他們發揚了敢抓、敢闖、敢爭、敢干的精神和勇氣,宣傳領導,爭取支持;宣傳群眾,創建隊伍;宣傳社會,爭得認同;宣傳家人,爭得理解。他們不為名,不為利,勇于奉獻,甘于吃苦,忠于職守,嘔心瀝血地在這塊瘠薄的土地上,終于開拓出一片沃土,培育出“方志事業這棵常青樹”。應當公允而客觀地說,沒有這批帶頭人和拓荒者,就沒有今天這樣生機勃勃的方志事業。正如時任中顧委委員、中國社科院黨組書記的梅益同志在為《當代中國志壇群星集》(第一集)所作的序言中所說:“在志書與方志學理論著作紛紛問世之際,編輯一部志壇有突出貢獻者的傳集,記述他們默默奉獻、開拓進取的品格、事跡與學術觀點是很有意義的。”他們為編修新方志而“四處奔波,伏案研寫,艱苦備嘗;為建設新方志學理論,苦心孤諧,殫精竭慮。他們的求真務實精神令人感佩。”“方志工作的發展,除了領導重視外,還要靠方志工作者本身的努力”;“立足于自己是正確的抉擇,就像這十幾年來,由于方志界自身埋頭苦干,終于出現了當前的繁榮局面一樣。”梅益的這些評價,絕不僅僅是對載入這本書中的人而言,而是對全國方志界十萬大軍的正確而公允地評價。沒有全國廣大方志工作者的“伏案研寫,艱苦備嘗”、“苦心孤諧,殫精竭慮”和“埋頭苦干”,方志事業便不會出現繁榮興旺的局面。因此,筆者認為,首屆修志的經驗可能總結出幾十條,但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領導重視與群眾努力這兩個積極性的相結合,缺一不可。
        (二)主要教訓。首輪修志是在這樣兩個大背景下起步的:一是在某種意義上說,首輪修志是“白手起家”的,是在零起跑線上起步的。首輪修志編纂的是社會主義新方志,其指導思想是胡喬木同志提出的“四新”思想。這是前無古法的。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雖然可以借鑒舊志,但也僅僅是“借鑒”而已。二是,首輪修志是在思想準備不足、理論準備不足、隊伍準備不足的情況下起步的,只能邊寫、邊干、邊研,在探索中前進,在前進中探索。基于這兩點,首輪修志出現一些教訓、走一些彎路是在所難免的,也不足為奇。應當吸取的教訓也可能總結出十條八條,但筆者認為主要是三條:其一,“人治”主導修志工作,因此帶有很大的隨意性。所謂“人治”,即修志工作的快慢成敗取決于各級地方政府主要決策人對修志工作的參與程度。決策人認識高一些,參與程度就深一些;決策人認識差一些,參與程度就淺一些。所以,由于各地主要決策人對于修志認識的差別與參與程度的深淺;或者由于決策人的不斷變化,前任與后任對修志認識不同而導致對修志參與程度的差別,使得一省、一市、一縣和一個單位的修志工作全程出現了起伏曲折發展階段,一個地方紅紅火火,另一個地方冷冷清清;一個時期走走,另一個時期停停。這種現象在首輪修志工作中屢見不鮮。其二,理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不夠。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①理論的搖擺性,或者說是理論的不堅定性。我參加《中國方志通鑒》一書理論部分的編寫,分擔了12個專題。對于每個專題,都搜集并查閱了大量的理論專著、論文集與論文,從中發現修志20余年,很多理論問題仍然無定論,甚至是“婆說婆有理,公說公有理”,缺乏認同性。如關于體式的問題,雖然對大、中、小篇討論了一番,結果“要從實際出發”一言出,使形成了“百花齊放”的局面;橫排門類被認為是方志的主要特征之一,研究的結果因“宜橫則橫,宜縱則縱”一論出,便隨其自便;斷限問題,研究與實踐的結果,則是“上不封頂,下不保底”;詳略問題也最終被一種永恒的理論所取代,即“該詳則詳,當略則略”,如此等等。理論的不堅定性,必然導致實踐的搖擺性,各抒己見,各行其是。②理論的單一性。筆者認為,方志研究主要應當包括理論研究、編纂研究、方志史研究、方志批評研究和方志應用與管理研究等方面。但從首輪修志方志研究成果看,主要是偏重于方志編纂研究,這方面的專著就有86部之多,而方志理論研究的專著只有27部,其中有11部是院校教授或學者所著;個人與群體論文集中及個人論文,絕大多數也是論述方志編纂的。這種理論研究的單一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修志工作的實踐。③理論的亦趨性。在27部理論專著中,真正具有自己理論體系及個性觀點的為數不多,也大都出自教授、學者之手;其余者大都“貌離神合”。雖然也有的專著和專文提出一些“標新立異”的見解,但是連作者本人也不得不說多數還是設想,或者說實際也無本質差別云云。正如歐陽發同志所云:“我總覺得有點指著兔子讓別人去攆的味道。”其三,長期未形成權威的指導中心。首輪修志工作如果從1980年算起至2000年末止,整20年時間。大體上可分為兩個時期。前15年為低潮期,這個時期可分為兩個階段,1980年至1983年初基本上是由中國地方志協會指導。1983年4月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正式成立后,由指導小組指導全國修志工作。但是,由于多種原因,在長達15年的時間里,作為全國最高修志指導機構,卻缺乏權威性,未能形成指導全國修志的權威中心。當然這不是當時的領導人的問題,可以肯定地說,這個時期的領導人確實為修志工作茹苦含辛,精誠竭力,做了他們力所能及的工作,功不可沒。但是,由于缺少權威性,不是他們無所作為,而是有為不能所作,往往是事倍功半。自1995年8月起的后5年為第二個時期,也就是李鐵映同志主持中指組工作后,由于具有權威性,使全國地方志事業由艱難跋涉的歲月,走向高潮期;由波谷走向波峰。李鐵映主持工作后,提出一系列的重大決策和指導思想(如前文所述)。所有這些決策和指導思想,都為爭取方志工作取得“紅色戶口本”和爭取制定地方志工作條例奠定了堅定基礎。我們應當從這前后兩個時期的對比中吸取教訓和經驗。
        四、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做好續修工作
        陳奎元同志在中指組三屆三次會議上講話中指出:“要把新一輪修志工作做好,就必須注意總結首輪修志工作的經驗和教訓,這是我們在新世紀進行創新、將地方志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的關鍵。”這一指導思想是非常重要的。筆者認為,認真總結首輪修志工作的成就、經驗和教訓,是做好續修工作的切入點。(這里所說的“續修工作”不單指已經啟動的編修續志工作,也包括每20年一修的“續修”)。在總結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如何做好續修工作呢?概括地說,應當從兩個方面進行研究,即“內涵與外部條件”。“內涵”研究微觀問題,主要是研究續志的形式、內容、編纂方法等;“外部條件”研究宏觀問題,主要是研究續修工作應具備的外部條件。研究內涵是目的,研究外部條件是手段,兩者缺一不可。但是,筆者認為,目前方志界比較重視對“內涵”的研究,近幾年來,方志界對續志內涵的研究發表了很多文章(筆者也發表了兩篇拙文),進行了較為廣泛深入的討論,本文不擬對此多議。概括地說就是三句話:體例應創新,內容須變化,方法要改革。相反卻忽視對續修工作外部條件的研究,本文擬就此談談看法,以期引起方志界的重視。
        總的看,續修工作的外部條件比首輪修志要好得多(因不是本題主論,故不展開),但一些新情況不容忽視。如縣級修志機構或被裁撤,或被合并,名存實亡。省直機構處在改革之中,有的被裁撤,有的被合并,續志的某些專業志難以找到對口承編單位;依然存在的部門也將原來的修志機構撤掉。再如修志隊伍,以省級為例,原有的各專業志的修志隊伍已解散,再想重新組建一支隊伍十分困難;即使組建起來,也是“白丁”隊伍,很難勝任。再說資料,由于機構改革,資料分家的分家,銷毀的銷毀;改革開放出現的一些新事物的資料,由于沒有對口部門管理,也很難搜集。所以,從這些新情況來看,續修工作的外部條件不容盲目樂觀。從這個意義上說,續修更應具備強有力的外部條件,才能保證續修工作“伴民族、隨歷史,代代相濟,永不斷章”。因此,我認為必須抓好續修工作的外部環境建設。外部條件也是很多的,主要應抓好四項工作。
        (一)切實抓好立法工作,使續修工作由“人治”走向法治。首輪修志工作是在“人治”的條件下運作的,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其弊如前文所述。因此,要為續修工作立法(包括法規),依法修志。立法以成規矩,人換法不變,誰主政都得依法辦事;如不依法行事,便可依法監督。應盡快制定出比較符合實際、全面系統、有可操作性的修志法規,使續修工作走上科學化、法制化的軌道,這是當務之急。因此,當前一項重要任務,是如何把李鐵映同志提出的“一納入”、“五到位”的要求,具體化為法規條文,逐條逐項地作出明確規定,形成修志工作的條例及其實施細則。在條例中,對全國省、市、縣三級修志機構的性質、建制及三級修志機構的編制,對修志隊伍的建設(包括人才條件、培養培訓、職稱評定及其結構),對志書審核審批制度,對各級地方政府領導修志工作的責任制等等,都要作出明確的而不是模棱兩可的規定。正如陳奎元同志指出的:“地方志事業要健康、持續地發展,只有走上法制化軌道,依靠法律法規的支撐和制約,依法行政,才會有力度,才有后勁,才能維持。”
        (二)強化中指組的行政職能,形成權威的指導中心。要變“指導”為“領導”;變“小組”為“辦公室”,其名稱改為“國務院地方志辦公室”(這個名稱可能不合適,其意思是一定要冠上國務院字樣);變“代管”為“直管”,即直接由國務院管轄,大體上可依照黨史的領導體制。總之,要使中指組具有對地方政府進行統攝的力量,以便監督、檢查“一納入”、“五到位”的執行情況。
        (三)加強理論研究和學科體系建設。斯大林同志指出:“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李鐵映同志主持中指組工作期間,曾多次指出要加強理論研究。陳奎元同志在其首次主持中指組三屆三次會議講話時就指出:“但從總體上說,方志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還是比較薄弱的環節,同時現在又是具備條件可以形成較為完善的方志理論和方志學學科的大好時機。我們要認真組織全國方志理論工作者,加強方志學基礎理論和應用理論的研究,做好學科建設的各項基礎工作,爭取盡早形成較為科學的、完整的方志學理論體系和方志學學科體系。”概括地說,他的講話明確了這樣幾個問題:①肯定了首輪修志工作理論研究的成績;②指出當前理論研究仍是較為薄弱的環節;③指出續修工作是理論研究的大好時機;④明確了理論研究的任務和方向;⑤指出了理論研究的組織者和依靠力量。在某種意義上說,理論研究成為制約方志編纂實踐的“瓶頸”。因此,必須下大力氣突破這個“瓶頸”。
        (四)續修志書質量的優劣,取決于修志隊伍素質水平的高低。如果說續修工作的成敗取決于政府行為和法制建設,那么續修志書質量優劣的關鍵則在于修志隊伍素質水平的高低。對此,李鐵映同志曾多次強調指出,他在全國地方志第二次工作會議上強調:“修志的當務之急是培養人才。”他說:“專家修名志,名志傳千秋。事在人為,關鍵在人才。”在全國地方志獎頒獎大會上李鐵映同志再次強調說:“名人修名志,高水平的志書需要高水平的人來修。事在人為,關鍵在于修志隊伍。”陳奎元同志也強調指出:“為了進一步提高志書質量,各地方志工作機構還要逐步完善人才培養選擇和管理機制,努力造就一支高水平的地方志編研隊伍。”我認為這些思想確實抓住了要害。既然修志工作“伴民族、隨歷史,代代相濟,永不斷章”,那么對修志人才的培養也應與修志工作同步。從根本上說和長遠考慮,若想建立起一支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必須克服短期行為和臨時觀點。每個省在一所有條件的高等院校設置地方志專業,保證每年都能向各級修志機構輸送受過高等教育的專門人才。采取“換血”的辦法,經過七年八年,使各地修志隊伍得到徹底改造,整體素質上一個新臺階。這樣一支隊伍是續修志書的依靠力量。這一設想的可行性如何呢?從人才市場角度看,社會需求量很大。以遼寧省為例。遼寧省轄100個縣(市、區)、14個市,包括省志辦共115個專職修志機構,現有專職修志人員400余人(以上為1998年情況)。如果全省每年需要大學畢業生(包括少數方志專業研究生)50人,經過八年,全省三級修志機構的專業隊伍就可以得到根本改造,這支隊伍就會成為高素質(單指專業理論、基礎知識和學識水平而言)的隊伍,地方志部門就能成為胡喬木同志所說的“科學研究”的地方。目前國家教育部門正在進行教育結構改革,其中包括院校專業設置的結構調整,其指導思想是根據人才市場的需求而調整專業設置。據筆者了解,一些院校的歷史、哲學等專業,近年來招生生源不足。究其原因:一是供大于求,二是畢業后無出路,學生不愿報考。像這樣的專業就可以減少招生數量,開設地方志專業,以滿足市場需求。也可以采取委培、定向等招生辦法,畢業后學員分配到委培、定向接受單位。這既拓寬了辦學路子,又消除了學生畢業后去向的后顧之憂。因此,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應積極與國家教育部溝通,建議教育部在一些高等院校內開設地方志專業,為續修工作培養專業人才,使“專家修志”由空想變為現實。
        本文所言,既是筆者多年參與首輪修志實踐所感,也是近期對首輪修志工作的初探所得。惟其一己所感所得,難免有偏頗之處或坐井觀天之嫌,愿與志界同仁共商之,并望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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