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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志功能新探
    • 時間:2018-09-26 來源: 作者:
    • ——明道、資治、存史、輔教

       

      侯 穎

       

       

      歷代方志學者對于方志功能都有精當總結和系統的論述,其中“資政、教化、存史”為方志學術屆及廣大修志工作者所認同。倉修良認為“‘六字功能’是千百年來無數方志學家經過千錘百煉而形成的,雖然僅六字,而包含的內涵卻非常豐富” (倉修良《倉修良探方志》)。巴兆祥認為“盡管學術界對方志的價值和功用的闡釋不盡相同,但從各種觀點的內涵看,基本上都沒有超出‘資政、存史、教化’的范圍,因此仍用‘資政、存史、教化’來概括方志的價值和功能還是比較妥當的”(巴兆祥《方志學新論》。)中國古代學者對方志功能的認識,都注重于“資政、存史、教化”,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各有側重。正如前述,人們對于方志功能的認識和表述已經趨于全面和完備,相當程度上已經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20173月,遼寧省政府地方志辦公室鄢鋼城在全省各市地方志(史志)辦公室主任會議上,從方志的時代特點、方志定位和社會發展角度,提出新方志“明道、資治、存史、輔教”四大功能的觀點。是充分繼承歷代編纂方志的優良傳統,在原有三大功能的基礎上,結合新的時代要求,不斷創新發展的結果,是對傳統方志功能的繼承、融合、發展和完善。

      “明道”即“揭示特定地域自然與社會發展變化的基本規律,以明行事之‘道’”,這是地方志最基本、最首要的功能;將原“資政”改為更準確的“資治”,由資“政”發展到資“治”;將原“教化”準確定位為“輔教”,本人認為鄢鋼城所述方志這四項功能較其原三項功能站位更高、概括更全、定位更準。為此,本文將從“明道、資治、存史、輔教”四個方面來論述和探討方志的功能。

      一、志以明道

      《禮記》中說:“道德者,文章之宗也。”天下文章,無不以明道為宗旨。方志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明道,乃方志之首要責任。“為黨立言、為國存史、為民修志”。

      道,是指客觀世界普遍的法則,用以說明世界的本原、本體的規律或原理。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設有《原道》篇,更加明確地論述了文以明道的問題,強調文是用來闡明道的。“是故明哲之士,莫不以立言以著道”(王惟一《明道篇序》)。2014年,李克強總理批示:“地方志是傳承中華文明、發掘歷史智慧的重要載體……做好編修工作十分重要……修志問道,以啟未來。”無論前文所述的“著道”還是“問道”,均有“明道”之意。其所明治國理政之道、富民安邦之道、修身齊家之道、立身處世之道、為官做事之道(鄢鋼城《新方志編纂管》)。地方志系統地記述當地各個方面的歷史與現狀,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發展變化規律。研究地方志,就是發掘這些文字記載中反映規律的本質,是以明道。

      章學誠在《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中提出:“至壇廟碑銘,城堤記述,利弊論著,土物題詠,則附入物產、田賦、風俗、地理諸考,以見得失之由,沿革之故。”錢大昕在《乾隆重修蒲城縣志》序中提出,方志能夠使“聞之者足以考驗得失,實為撫民出治之龜鑒”。由此可見,地方志主要是提供歷史經驗和教訓。本人認為,實則經驗即為順“道”而經所得,教訓即逆“道”而行結果。到了民國年間,對方志反映規律的觀點更明確了,黎錦熙在《方志今議》中寫道:“方志固為‘方域之地志’,然須將境內事事物物,窮原竟委,非但考其跡象之沿革而已,必使讀者能就演變之實況,推知驅引之總因。”朱士嘉對黎氏“必使讀者能就演變之實況,推知驅引之總因”的說法十分認同,解釋為:“也就是說,讀者在明了事物怎樣發生、為什么發生之后,可以從中找出事物發展的規律,掌握規律”(朱士嘉《方志學兩種序言》)。規律性是客觀存在的,志書記載自然和社會的各類現象,記述歷史和現狀的各種過程,必然有其規律的本質,必須反映規律,是以明道。

      編修志書,在全面占有資料的基礎上,將資料融會貫通,摸清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抓住本質,合理地編排資料,形成自己獨特的敘述方式,用資料反映規律,反映事物的歷史和現狀,以志明道。

      方志作為中華文明史上的優秀文化成果,始終擔負著明道傳道的使命。方志以其寬廣的外延與包羅萬事萬物的內涵,在多方面諸領域,為社會各個層面發揮著明道的作用,對科學決策、學術研究、社會生活都有重要影響,方志是明道之書。

      二、資治以察

      對于地方行政管理者,志書是施政必備之書,古人說:“治天下者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治”有管理、治理和研究的意思,用于治國、治家、治學、治軍、治民,治百業以至治天下,無所不包。而“政”,最重要的詞義為“政治”,亦指政令、政策,其次也有治理國家事務的意思。歷代方志學者所說志書的“資政”功能,其實多是為官方服務的。此外,方志還兼容特定地域自然、地理、環境、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鄉土、風俗等方面內容,除了資政、治國,還可用于其他各個領域,既可為官方決策提供依據便于施政,即所謂“志之系于政而達之于政”,作資治之書;又可為后世學者從中找到各種所需資料,為學術研究和經濟、文化建設提供參考。可見,將原“資政”功能改為“資治”功能,更符合新方志的要求。

      方志界流傳著不少“新官到任,以志呈閱”的故事。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地方志工作,19898月,時任福建省寧德地委書記,在寧德地區地方志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來寧德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府志、縣志。要馬上了解一個地方的重要情況就要了解它的歷史,了解歷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這是我的一個習慣。過去我無論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這樣做可以較快地了解到一個地方的山川地貌、鄉情民俗、名流商賈、桑麻農事,可以從中把握很多帶有規律性的東西。可謂‘開卷有益’”(《人民日報海外版》20151026日第7版)。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閱讀志書確實是官員和社會各界人士了解地方情況的最佳途徑。

      方志,作為“百科全書”式的工具書,從自然到社會、從政治到經濟、從歷史到現實、從人物到風情一應俱全,可謂包羅萬象、卷帙浩繁、信息密集、史料豐富,記載了家鄉錦繡河山、名勝古跡、富饒資源、燦爛文化、能工巧匠、名人勝事,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充分利用這些資源,可以為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及個人等提供資料和佐證。方志不僅能成為領導的案頭書,還應進學校、進社區、進軍營,走進千家萬戶,讓方志“資治”,發揮更大效用。

      方志中有關自然地理、自然資源、自然災害的資料,可為基本建設提供參考;農業方面的資料可為農業全面發展提供借鑒;有關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資料可為歷史科學研究提供幫助;有關中外文化交流的資料,可為促進中外友好和文化交流服務;還可利用方志資料編寫鄉土教材。

      著名作家陳秋實在準備寫作《白鹿原》期間,特別查閱了《藍田縣志》作為史實參考,他在文中說:“當我打開藍田縣志第一卷的目錄時,我的第一感覺是打開了一個縣的《史記》,又是一方縣域的百科全書。”正是方志給了他靈感,也帶給他震撼。“一部二十多卷的縣志,竟然有四五個卷本,用來記錄本縣有文字記載以來的貞婦烈女的事跡或名字,不僅令我驚訝,更意識到貞節的崇高和沉重……”除了陳秋實在文學創作中得到了地方志書的幫助以外,還會有更多的作家、影視作品和各行各業的人從方志中受益,并發現其價值。

      將“資政”改為“資治”,志書的適用范圍更為廣泛,官與民,社會各界人士皆可從中吸取治之慧,三百六十行,均可治。

      三、存史以俟

      存史,是指志書具有“補史之缺、參史之錯、詳史之略、續史之無”的價值。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豐富,其中歷史最悠久的莫過于地方志。地方志的起源可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別史、地理書和地圖,如《禹貢》《周官》《山海經》等,之后歷經秦、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民國。至今已2000多年歷史。通過連續不斷的續修,承前啟后的發展,將一定地域內自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民俗等歷史用文字記錄下來,供人們查閱、參考。記錄、存史是地方志最基本的功能,也是發揮其他功能的基礎。

      方志門類齊全,所記事跡真實可信,豐富翔實,為史學研究和其他學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有價值的資料,是當代人記述事物發展變化的一種文化事業。研究國情、地情,離不開地方志,尤其是制定發展戰略措施時,后人可以研究借鑒當地事物的歷史沿革、興衰變化的背景、經過和結果,了解是非得失、走過的彎路、出現的失誤,使人接受教訓,獲得啟迪和教育,不再重犯錯誤。

      方志記述特定地域自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歷史發展的詳細情況,可以為經濟建設、科學和社會研究提供珍貴的資料。也能為后世提供全面系統、翔實可靠的歷史資料。

      四、輔教以育

      志書不僅是“官書”,也是“百姓”生活必備之書,能夠起到“揚善懲惡,表彰風化”的作用。保存至今的各種志書,全國總量20000余種、10萬余卷,占中國現存古籍的十分之一。志書已經成為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園中的奇葩,是中國文化濃縮的精髓和極品。古代早有學者論述。明《弘治句容縣志·后序》說:“志之為書,有關志體,有補風化,其為益也大矣。”

      方志原有的“教化”功能,早已深入人心。教化是指政以體化、教以效化、民以風化,也指環境影響,又有“使能從事,指導傳教或做傳教工作”的意思,是直接說明、講解和發揮作用。而“輔教”更重視輔助的功能,為閱讀和利用方志的人提供參考、提供幫助、提供資料、提供服務。方志從增強人們的鄉土情懷、民族自豪感,陶冶情操等各方面、多領域發揮著“輔教之書”的重要作用。因此,將志書原有的“教化”功能,改為“輔教”功能,更為貼切。

      方志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絕佳輔助資料。通過全面、系統記述地域優勢和各行各業發展成就,提供科學、準確的地情教育資料,讓人們從中受到教育、得到啟發,激發他們干事創業、建設家鄉的豪情壯志,進而推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通過準確、真實記述地域內各行各業涌現出來的先進集體和英雄模范人物,對人民群眾進行思想品德教育,激發他們奮發向上、甘于奉獻、銳意進取、開拓創新的熱情,培養良好的道德風尚,通過全面記述地域鄉土風俗、民情故事,尤其是家庭、家風、家教典型事例,對人們進行孝悌禮義和勤儉廉潔教育,培養他們良好的道德風尚,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同時,方志記載了各種民間禮儀和風俗習慣,例如不少志書對臘月二十三送灶神、元宵的觀燈、清明的踏青、立春前迎春、端午節包粽子、賽龍舟、重陽登高等活動的具體情景進行記錄。方志對風俗民情進行采風調查,將其形態特點和流變載入史冊,有利于各地民眾了解本地文化樣式、把握其特征。可以說,方志忠實記錄了一個地域的人、事、物的原貌,展示事物發展過程,為各種學科、各個領域的開發利用和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據。

      浩繁的方志成果,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豐富、優秀的精神文化產品,為黨政機關、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提供了多方面的寶貴史料和精神財富。

      方志“明道、資治、存史、輔教”四大功能,是相互依存、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其內涵和外延也在不斷變化,不斷被賦予新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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